核心观点
今年于外贸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机遇主要来自美国温和补库驱动的全球制造业复苏周期下外需的回暖（详见《全球制造业PMI回暖视角下的2024出口——出口扫描系列·机会篇》），但也需客观承认“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本篇报告聚焦我国出口面临的挑战，总结了全球视野下的普遍风险以及针对性较强的中国挑战的八个边际变化：
一、全球风险1：保护主义倾向升，2017-22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增长近4倍。
二、全球风险2：参考WTO预测，2020-2024E全球货物出口量或将录得90年代以来最慢增长。
三、全球风险3：贸易缩圈，2022年2月以来同地缘集团内贸易增速多增5pp。
四、全球风险4：安全性原则下，部分核心科技产品的贸易价量调节机制或暂时失效。
五、中国挑战1：公众对“贸易不均衡”的关注度或超2018-19年时期。
六、中国挑战2：我国分行业出口份额与贸易争端风险大致呈倒“U”型关系。
七、中国挑战3：在美份额降，2018-2023中国大陆占美进口比例下降超1/3，2022年2月以来中美之间贸易增速多降12pp。
八、中国挑战4：绿地投资流入我国降、海外升，或影响我国未来的市场份额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今年于外贸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机遇主要来自美国温和补库驱动的全球制造业复苏周期下外需的回暖（详见《全球制造业PMI回暖视角下的2024出口——出口扫描系列·机会篇》），但也需客观承认“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本篇报告聚焦我国出口面临的挑战，总结了全球视野下的普遍风险以及针对性较强的中国挑战的八个边际变化：
全球风险与中国挑战——出口全球扫描之风险篇
（一）全球风险1：保护主义倾向升，2017-22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增长近4倍
2018年开始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激增，根据IMF统计，近年来全球贸易壁垒逆转前期下降势头转为上升，体现为贸易限制措施激增，仅近五年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就增长近4倍，由2017年的605个升至2022年的2845个。
（二）全球风险2：2020-2024E全球货物出口量或将录得90年代以来最慢增长
与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激增相伴而生的是全球货物出口量增长显著放缓，预计近五年（2020-2024E）复合增速为1.6%，将创1990年以来新低，比金融危机期间（2005-2009年）还低0.5个百分点。虽然主要国际机构预计2024年全球贸易增速有望复苏，但参照WTO预估，2020-2024年全球货物出口量五年复合增速仅有1.6%左右，是90年代以来最低，弱于金融危机期间（2005-2009年）的2.1%。
（三）全球风险3：贸易缩圈，2022年以来同地缘集团内贸易增速多增5pp
贸易增长的红利不再倾向于让全球各国普遍广泛受益，而更偏向“圈子化”，特别是2022年以来，地缘政治距离对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加大，表现为同一地缘集团内部的贸易增速快于不同地缘集团之间的贸易增速5.1pp左右。2022年2月-2023年10月，地缘集团内部贸易月均同比增速约为6%，比不同地缘集团之间的贸易（月均同比增速约为0.9%）高约5.1个百分点。而2019-2021年，同一地缘集团内部贸易月均增速其实还少增1.2pp。
（四）全球风险4：安全性原则下，部分核心科技产品的贸易价量调节机制或暂时失效
当前国际贸易的新范式是，建立韧性供应链、确保国内供应安全等非经济事项的优先级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通过贸易调节供需的市场机制效率或降低，带来某些领域产能的过度投资，走向“产能过剩”。
其中风险最高的或是核心技术以及面向全球未来科技主战场的产品，即使中国竞争力可能已经很强、供应能力充足且价格低廉，但海外也可能出于安全性考虑而忽视效率原则，逆势扩大投资。
一个侧面观察角度：我国出口RCA指数较高（反映我国供给能力占优）的中游装备制造品类，外资在我国以外新建产能也较多。以绿地投资（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新建厂房等）作为衡量新建产能的代理变量。我国出口优势相对较强的计算机、办公设备、通讯/电力机械及装置大体对应绿地投资行业分类中的电子和电气设备行业，运输设备大致对应汽车行业，金属制品大致对应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行业，而这三大行业2022年全球绿地投资规模和增速均居前列，远超2022年海外对我国的绿地投资，或指向外资在我国以外新投建产能较多。
（五）中国挑战1：美国公众对“贸易不均衡”的关注度或超2018-19年时期
“贸易不均衡”问题或重回美方关注焦点。2018-2019年，中美博弈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贸易不均衡问题，疫情期间海外高通胀，客观上需要中国的高出口来平抑物价压力，所以贸易问题短时被淡化，但当下随着美国通胀缓步回落，贸易不均衡问题或重回美方关注焦点。
一个侧面观察视角是美国公众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搜索热度提升，已高于2018-19年。去年以来，伴随美国核心通胀压力逐步缓解，美国地区对于“中国贸易顺差”的谷歌搜索热度波动上行，近期更是提升至近35，已经高于2018-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时期（最高约为20）。
（六）中国挑战2：我国分行业出口份额与贸易争端风险大致呈倒“U”型关系
我国分行业出口份额与贸易争端风险大致呈厚尾的倒“U”型：我国出口份额过小时，贸易摩擦风险不高；我国出口份额非常高（行业相对优势明显）时，贸易摩擦风险存在边际缓释，只有份额处在10-30%之间“中间地带”时，引致贸易摩擦的风险最高，贸易争端事件高发。
从两个视角观察，分别以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我国被诉贸易救济案件立案数量作为贸易争端和摩擦风险的代理变量，具体而言：
1、从美国加征关税来看：
①按HS六位编码分类，对于我国出口份额在20-30%区间内的商品，美国加征关税幅度最大（将关税幅度分三档，加征关税幅度最大指的是关税＜7.5%的商品数占比最小），或意味着份额位于此区间的商品，被贸易限制措施针对的风险相对偏高、程度相对严重。
②我国商品份额超40%-50%以后，加征关税幅度大的商品占比开始见顶回落，或意味着我国出口商品被贸易限制措施针对的风险开始边际缓和。
2、从我国被诉贸易救济案件原审立案数量来看：
分行业看（按被诉贸易救济案件数量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主要行业被诉案件数量与我国出口份额的关系大体上呈现“倒U型”：
①当我国出口份额＜10%时，贸易摩擦风险与份额之间无明显相关，不随份额提升而提升，典型例子是医药工业等。
②当我国出口份额位于10%-20%之间时，贸易摩擦风险与份额之间的正相关性凸显，伴随份额提升贸易摩擦风险快速上升，贸易争端事件高发。目前处于该区间左侧边缘的行业代表是汽车工业、已经进入该区间的是专用设备制造业。
③当我国出口份额提升至20-30%之间时，贸易摩擦风险与份额之间的相关性又趋弱，前者始终维持高位，贸易摩擦最密集。典型例子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包括光伏、锂电池、家电、照明设备等）。
④当我国出口份额超过30%，贸易摩擦风险开始边际缓释。典型行业代表是化纤和纺织工业。
（七）中国挑战3：在美份额降，2018-2023中国大陆占美进口比例下降超1/3，2022年以来中美之间贸易增速多降12pp
①中美之间贸易额大幅萎缩。2022年2月以来，中美之间贸易额月均同比增速-7.6%，中美各自与其他经济体贸易额月均增速4.6%，前者约较后者低12pp。
②中国大陆在美国直接进口中所占比例大幅下滑。2018-2023年由21.1%下降7.4pp至13.7%，降幅35%。即使考虑美国进口需求可能有“溢出效应”（间接拉动我国出口），但相较美国直接进口需求的拉动，或仍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一个观察角度是：部分在美进口占比提升的经济体（中国台湾、韩国）占中国大陆出口比例以及中国大陆占其进口比例均呈下滑态势（图10），可能意味着，其在美国所占份额的改善，并未成比例地拉动其对中国大陆商品的进口需求。
（八）中国挑战4：绿地投资流入我国降、海外升，或影响我国未来的市场份额
2018年以来，全球对我国绿地投资（指外国直接投资人在东道国新建投资或扩张产能，比如置办一家新工厂，或者增加现有工厂的产能）快速下滑，而全球整体绿地投资呈现波动上行趋势，特别是2022年，二者分化走势更加明显。投资意味着未来的产能，海外绿地投资快速上量，或影响未来全球产能分布，进而可能影响未来我国的市场份额。
脚注：
地缘集团的划分办法参考的是- and Rubínová（2023），按照联合国投票模式相对更近中还是近美，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地缘集团。
指外国直接投资人在东道国新建投资或扩张产能，比如置办一家新工厂，或者增加现有工厂的产能
因为美国通常加征关税的数值是7.5%和25%，因此以7.5%和25%为阈值分三档。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6月3日发布的报告《【华创宏观】全球风险与中国挑战——出口扫描系列·风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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